我自幼于部队大院成长。部队向来是铁打的营盘，流水般的兵员，那些军人叔叔伯伯以及兄长们源自天南地北，口中操持着各类南音北调，致使当下我不管行至何处，与当地人交往皆无困难。

如我彼时所居的那幢家属楼，对门原籍为河南，楼下的两户分别源自四川与山东。至于一楼的则已记不清了，似乎皆来自南方。

每年秋冬之际皆是新兵入营之期，亦是院子最为喧闹之时。我们这些孩童随各自母亲忙于拣选过冬所需的萝卜白菜，父亲们亦如对待萝卜白菜般对新兵诸多挑剔。

我忆及彼时源自云桂川黔的新兵颇受青睐，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倘若再能配上几名身材高大的山东兵或东北兵，那就更为理想了。而对于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现今包邮区域的兵，其行情则要逊色许多，稍差一些的便只能沦为搭头的宿命，然而若机关进行招人，却会迅速被争抢一空。

至于缘由，即便我这般几岁的孩童亦知晓，乃是听话且能吃苦，方为最优之兵。诚然这是二三十年前的旧规了，现今部队择人的标准究竟为何，我并不知悉。

然而我所知晓的是，自远古至近代于军队中最为受青睐的士兵实则一概相同，即契合“听话，能吃苦”这五个字之标准。现今在网络之上时常能够见到有人争辩何处的兵最为善战，较为受推崇的包括四川兵、广西兵，近代起更有“无湘不成军”之说法，实则道理亦是如此。

那么为何这些地域的兵会更为听话且更能吃苦？其中一个颇为重要的缘由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此地皆为出名的贫困之地。

僻远乡壤育劲旅，似乎乃是一条自古迄今恒定未改的真理。

实则并非如此。

【01】

近现代暂且不提，若言古代何处有良兵，川、桂、湘等地实难居前列。像于近现代声名赫赫的川军，其在历史中所留最为深刻之印记，竟是由一位女子之口传扬千年的讥诮之语——十四万人皆解甲，更无一人为男儿（《全唐诗·卷七百九十八·述国亡诗》）。

而于中国历史之中，善战居首、功高至极的精锐之兵，毋庸置疑当属秦兵。这自然也是有诗作可证的，且源自诗圣杜甫之笔，虽说老杜之原意并非这般。

边境鲜血汇如海水，武皇拓展疆土之心仍不止。

君岂未闻，汉之山东二百州，万千村落皆生荆杞。

纵使有健壮妇人持锄犁田，禾苗于田陇之中生长却无规则方向。

况且秦兵向来能耐受苦战，被驱遣时无异于犬和鸡。（出自《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六·兵车行》）

自此，“自古秦兵耐苦战”这一认知便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且此名声绝非老杜吹嘘所致，实乃一代代秦兵以生命和血汗铸就——究竟是谁终止了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纷争、实现天下一统？乃秦兵；是谁守护了大汉朝长达 405 年的社稷、即便最终亡国都呈现出“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读通鉴论·卷八·桓帝》）之态？是秦兵；是谁造就了诸夷驯服、万国朝拜、天可汗独尊的大唐昌盛之世？仍是秦兵。

诚然会有人可予以强辩称那是汉兵抑或唐兵并非秦兵。但倘若让刘家或李家的皇帝将其军队里的关中男子尽数摒除，试问他们是否会怒不可遏地把提出此等建议的蠢人碎尸万段并诛灭九族呢？

鉴于秦兵已无，言及汉军或唐军乃由乌合之众构成的草台班子或许稍显夸张，然而实则亦好不到哪里去。

然而秦兵缘何能战，这需从其先辈谈起。

展阅《史记》之《秦本纪》，“戎”这一词汇出现频次最高。对于秦国的祖源，向来存有西方说与东来说这两种，然而不管是“于西戎，守西垂”“秦属戎族”的西方说，还是“商奄之民”西迁而成为“戍秦人”的东来说，皆毫无例外地指向了同一要点，即老秦人的血脉似乎存在些许问题。

岂会不出问题。自秦非子（伯益十六世孙）因养马获功被周孝王封于秦地（今甘肃天水），以封地为氏并号为“秦嬴”而建国起始，至商鞅变法致强而成为山东六国重大忧患之际，长达 500 年之久。于此 500 年期间，秦国除却在秦穆公之时短暂意欲向东拓展，却遭晋国痛击之外，于中原近乎毫无影响力。非但如此，当时即便中原诸侯举行聚会、进行联谊，基本上都不邀秦国参与，缘何？只因在那些傲慢的中原贵族看来，秦国乃是一群粗鲁且未开化的蛮夷。

实则他人所言亦非谬。于这五百年间，秦国仅行一事，便是“争霸西戎”。说白了，即为与西北地域的各类戎狄争地盘，据传前后吞并了不少于十二个大部族。其中太史公于《史记》里便记述了绵诸（今甘肃东部）、绲戎（今甘肃东部）、翟镕之戎（今陕西北部）、岐梁山之戎（陕西韩城与洛川之间）、义渠（今甘肃宁县）、大荔（今陕西大荔）、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朐衍（今宁夏盐池）此等西戎八国，其后皆成了秦国之领地。

领地已尽被抢占，然而西戎人却不能杀尽，亦无法实现杀光，那应如何为之？唯一之途径便是彼此混居进而相互融合。诚然秦人之文明层级更高、生产与生活水准更为先进，亦更值得西戎人去仿效和追从，但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后者一些习俗风气的影响。

例如西戎与后来的匈奴存在极为紧密的关联，故而后来在西汉人看来匈奴人那些令人惊悚的“陋俗”，于秦人而言大体上同样未曾缺失。

“匈奴父子同处穹庐而眠。父亡，以其后母为妻；兄弟逝，尽纳其妻子为己妻。无冠带之饰物，缺朝廷之礼仪。”（《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为何在商鞅变法之际，需投入如此巨大之力以摒除秦人所具之戎狄旧习？既有“异子之科”，又有“均出余子之使令”，实则与商鞅极力倡导之奖励耕战关联并非极大，主要乃是出于一项面子工程——毕竟自此以后秦人不再与蛮夷往来，而要东进争雄。倘若依旧是那副遭人鄙夷的半蛮夷之模样，又如何能成为霸主？即便得以成为，亦无法令人心悦诚服。

商鞅变法之所以得以迅猛施行，所依凭的无非便是赏罚二字。顺从者予以土地、奴隶、钱财、官职之奖赏，违逆者若是手部违逆则砍手，脚部违逆则砍脚，头部违逆则砍头，总之极为切实有效。

然而商鞅虽可矫正秦人之行为陋习，却难以消弭其内心的野性。

故而当那些中原诸侯自认为精锐非凡、身份高贵、训练有素且装备完备的魏武卒、赵边骑、齐技击、楚申息、燕坚兵以及韩击刹等，遭遇一群见血便兴奋得袒露上身、叫嚷着砍杀敌人而号称“锐士”的秦国半蛮人时，若能取胜简直是咄咄怪事。

山东之兵身披甲胄以应会战，秦人弃甲袒臂而趋敌阵，左手拎着首级，右手挟着生擒之虏。那秦卒与山东之卒，恰似孟贲之于怯懦之人；以强大力量相压，犹如乌获之于婴孩。以孟贲、乌获之类之士去攻打不驯服之弱小国家，无异于将千钧之重置于鸟卵之上，定然无幸。（《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

【02】

诚然，秦兵一经东出便能把六国打得落花流水，其主要凭借的乃是商鞅所创立的那套军功爵制。具体来讲，便是商鞅使秦国的将士明晰了“为何而战”之理。

在商鞅变法以前，中原诸侯，涵盖秦国，于选官制度方面一概采用的是世卿世禄制。直白来讲，即便贵族诞下一个愚钝之子亦能够为官，然而平民出身之人，即便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或者建立了极大功勋，也毫无崭露头角的机遇。

故而即便处于春秋战国那般激烈竞争之时代，除却吴起、苏秦等极少数幸运之人外，在贵族传统极为牢固的山东六国中又有哪位平民出身的人才曾被予以重用呢？

然而秦国则大不相同。经由商鞅变法所产生的军功爵制，实则明确了两项事宜，其一是“有军功之人，各自依率获授上爵”，其二是“宗室若无军功而论，不得列入属籍”（《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若要为官，便需到战场上去斩敌首级以换取。否则即便投胎于秦王家族，亦得有多远滚多远。

这世间生来即为贵族之人能有几何，况且其中多数亦为蠢人。故而莫看春秋战国历经五百余年的纷争战乱，顶多产生几个霸主却从未诞生一位皇帝，这不正是因为这些蠢人太过无能吗？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已然不同，官职的任免不再取决于血统与世袭，而是取决于才能与胆识。故而在秦国，那些于战场上奋勇杀敌、舍生忘死的将士并非最为玩命之人，那谁才是呢？是胆敢唆使秦昭王处置其母的范雎，是孤身一人竟敢前往楚国诱骗楚怀王的张仪，是稍有不合便胆敢坑杀四十万降卒的白起——此乃真正的亡命之辈。

唯有秦国，方具供其施展之舞台。倘若置于山东六国，这数人的骨骸恐怕早已化为灰烬。

生性本就桀骜难驯，加之现实中又有功名利禄的激励，致使秦兵必然骁勇异常。历经百余年的积淀，至秦王政时开始东出函谷关，随后更是如席卷般横扫六国，不单实现了天下统一，还使秦兵威名传扬九州，可令小儿止啼。

然而建立于赫赫战功之上的大秦帝国仅存续 15 年、历经二帝便覆灭，难道是秦兵骤然间就丧失作战能力了？答案定然是否。秦兵纵然凶猛，终究也是常人，会疲倦，会厌倦战争，可始皇帝与秦二世却全然不顾。六国之敌已剿灭殆尽，那就向北驱赶匈奴至三千里外，向南征伐百越致使军队不归——那已为国家征战数百载而身心俱疲的老秦人，又何来的斗志呢？

若令 C 罗、梅西不间断地连续踢十场球，至最终我皆可将他们轻松突破，彼时的秦兵也恰是这般。

然而不久，老秦众人的斗志便再度被激发起来。

为何？缘由在于汉王元年（公元前 206 年）时刘邦进入咸阳后，将前秦的苛政恶法尽数去除并颁布了知名的“约法三章”，致使饱经苦难的老秦民众极为振奋，“只担心沛公不做秦王”。

紧接着项羽便至。于这位只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遭韩生讥为沐猴而冠的西楚霸王看来，不管是秦人还是秦地，都仅仅只是其战利品罢了，除此之外别无他用。

过数日，项羽率部西进，屠戮咸阳，诛灭秦降王子婴，焚毁秦宫室，烈焰三月未熄。敛其财物珍宝、掳掠妇女而后东归。秦之民众深感失望。

然而思想单纯的项羽，此时想必是忘却了那条在二十年前尚且为山东六国广泛认同的一则真理——“秦地险峻坚固，二万人足以抵挡诸侯百万人”（《三家注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项羽忘却了，刘邦却并未忘却。其于楚汉争雄里的首次行动，乃是迅疾地将关中据为己有，而后留萧何稳固经营，使之成为汉军的大本营与后勤基地。

事实表明，此乃刘邦毕生最为明智的抉择，或许连之一都谈不上。

后人论及楚汉争霸，往往倾向于把功绩归诸于汉初三杰。实际上在刘邦屡次被项羽击溃之后，坐守长安的萧何却总是能够如施魔法般地为他输送更多的士卒、军械及粮草。项羽所获胜仗愈多、斩杀汉军愈多，刘邦阵营便愈发壮大、愈趋精锐，如此战役又怎会不胜？

往昔之历史中，唯有刘秀可称大魔导师，萧何实难与之相较。那他究竟是凭借何物一次次呈现如此神奇之景况？答案仅有一个，便是已然再度陷入疯狂之秦人——他们对秦王已然厌倦，现今又遭项羽挖其祖坟，故而只得毫无条件地去信赖刘邦，且甘愿为其赴死。

他们宁愿自身殒命，也绝不想让子孙再度经历这般非人的苦难生活。

故而即便缺失汉初三杰，项羽亦难以抗衡刘邦，此结局于约法三章及西屠咸阳之际便已然注定。故而与其言是刘邦再度统摄天下，莫如言是那帮疲惫至极的关中男子激发了骨子里留存的最后一缕悍勇，仅是将他们父辈所行之事再度重演罢了。同时他们亦向那帮六国余孽表明了这般一个事实——即便仅余最后一丝气息，你长辈依旧是你长辈。

【03】

垓下之战完毕，项羽遭围困于乌江之畔，在斩杀汉军数百人后力尽自尽。其亡故后躯体被拆分，王翳、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各自获取一部分，且借此得以封侯。

一代豪杰竟至于此般结局，着实令人有些恻然。然而若告知你王翳等五人皆为秦人，即便他们的报复更为酷烈些，似乎亦在情理之中。毕竟项羽曾刨其祖坟、焚其家园、害其父兄、夺其妻女，如此仇怨实难磨灭。

此事亦间接揭示了另一可怖之现实，即曾与项羽一样身为楚人的刘邦，虽早早确立了“汉”之国号，然而其麾下之汉军，称其为秦军或许更为恰当。

故而籍贯沛县的刘邦，会毅然决然地将都城定在千里之遥的长安。即便其父刘太公如何眷恋故乡，他也只是在长安周边依样建造了一座新丰城（今陕西临潼），为何不效仿项羽荣归故里呢？若刘邦胆敢如此行事，其麾下那支所向披靡的大军恐怕即刻就会离散，这难道还有疑问吗？

于西汉建立之后，其极盛之时的疆域东括朝鲜、南拥交趾、西越葱岭、北至大漠，国土面积达 609 万平方公里。然而作为安邦定国根本的汉军，其主体依旧为秦人。

缘何？大汉之兵役制度承继秦制，依旧为全民皆兵，理论而言，全国处于 23 至 56 岁之男子皆为皇帝可随时征召之兵员。而西汉官方所统计之户籍人口巅峰时近乎 7000 万，这即意味着诸如汉武帝刘彻这般的好战之徒，网店装修只要能够集齐充足之粮食与甲械，一次性于全国各地组建起千万人之大军亦非罕见之事。

那为何刘家帝王仍如此看重秦兵？

一个浅显的道理——两汉于各项生产技术以及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层面相较于前秦与周朝存在进步，然而却颇为有限。那么两周因无奈而施行分封制致使天下瓦解、诸侯混战，前秦硬性推行的郡县制仅维持了 15 年便崩溃，为何两汉却能够稳固存续 405 年？

答案实则颇为简单，即凭借天下充实关中，而后凭借关中震慑天下。

建国伊始，刘邦即采纳娄敬之议，把关东的强宗巨族、豪富之家以及名门望族总计十几万人一概迁至关中居住，实则将全国的人才、财富以及潜在隐患一并集中于关中。例如田齐王族，不但均被刘邦迁至关中，且其姓氏亦分别变更为第一至第八，硬生生把一个大族拆解得支离破碎，再无复兴繁盛之可能。

其中得以延续未绝的第五姓，现今仍较多分布于陕西的泾阳、旬邑等地，这皆是因刘邦之故。

刘邦这般，其子孙亦这般。天下之税赋财物、卓越人才、杰出特产、先进技艺，终究皆需汇聚于关中特别是长安。他处即便贫困至极、百姓无奈沦为盗匪亦无妨，只要关中富足、长安安稳，那大汉朝便坚如磐石，即便最终覆灭亦是“独以强亡”。

于此种情形下，倘若汉军的主力并非是深受皇家恩泽的关中人，试问刘家皇帝又怎能安枕无忧呢？

故而不管是卫霍（河东人士）于大漠展威，还是窦宪（扶风平陵人，即今陕西咸阳之人）勒铭燕然，亦或是班超（扶风平陵人）在西域纵横，自统帅至将领乃至士卒近乎全为秦人，亦可说是关中人。

或许会有人提出置疑——河东（现今山西西南部）何时成为关中的地域了？此便涉及到古今关中地理范畴存在差异这一问题。

在现代意义层面，关中所指的是陕西省中部的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以及杨凌这五市一区。然而在古时的关中，向来都不曾局限于如此狭小的地域。

对于古关中所涵盖区域向来存在诸多分歧，诸如四关说、两关说、六关说、一关说等各异观点。不过相较而言，由唐朝大学者颜师古提出的一关说最为契合史实。

“自函谷关之西，统称关中。”（《三家注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也就是说在当下的大西北，但凡被大汉朝所获取的地域，一概都能称作关中。

作为汉军称雄天下的根基，良家子的地位无可替代。而在汉之良家子中，最为卓越的又当数六郡。此六郡为何？即陇西（现今甘肃天水、兰州等地，郡治在狄道）、天水（当下甘肃天水，郡治为平襄）、安定（处于甘肃、宁夏交界区域，郡治是高平）、北地（位于陕西、甘肃交界地带，郡治马岭）、上郡（于陕西北部，郡治肤施）、西河（在黄河晋陕峡谷两侧，郡治平定）。两汉四百零五年间，六郡良家子中名将贤才不断涌现，仅在汉武、昭宣年间便有王围、甘延寿、公孙贺、傅介子、李广、李蔡、上官桀、赵充国、辛武贤……简直多不胜数。即便到了东汉末年六郡式微，尚且还冒出个董卓来撑起局面呢。

即便已然临近近乎两千年之际，六郡良家子的豪迈风姿依旧于民国国学巨擘王国维的笔端跃然呈现。

六郡良家之英少，戎服骏马映山川，漫掷金弹逐飞鸢。

何处高楼无沉醉之处，谁家红袖不惹人怜惜？人间怎信会有白头之时。”（《人间词·甲稿》）

然而汉时的六郡皆不在今日之关中，可又有谁能够言称、胆敢言称李广、傅介子等人并非秦人？又有谁能够言称、胆敢言称卫青、霍去病并非关中之人呢？

而汉军乃至大汉朝的赫赫国威，乃是由这些秦人抑或关中人铸就的。

【04】

汉末时世动荡，战乱绵延近四百载。北方之关中地域陷入诸胡纷起、汉民无首之乱态，然而其地理位置所具的重大优势却不容小觑。故而前秦大帝苻坚借此一统北方，且险些安定天下；故而宋武帝刘裕唯有收复长安后，方可安心篡晋而自立；故而立国于大隋的杨坚以关中为根本，才继始皇帝后再度实现南北统一。

而后关中子弟最为辉煌的时刻便来临了。

在历代王朝中，秦对于匈奴仅可驱逐而难以剿灭，两汉与匈奴更是历经近 300 年的缠斗方才获胜，而后又陷入与羌人的混战状态。隋朝起初极为强悍，将突厥、契丹、林邑、琉球、伊吾（今新疆东北）、吐谷浑等周边诸邻几乎尽数打得狼狈不堪，最终却在高句丽处遭遇重大挫折。而清朝为了将蒙古人这一北方之隐患彻底消除，自努尔哈赤起历经 6 帝，耗费足足 165 年才如愿以偿。

至于其余的朝代，无需再言。

然而不论何朝何代，其兵势之强、对外作战成果之优都难以同处于巅峰状态的盛唐相较。那么所谓盛唐是指什么呢？即安史之乱前的那 138 年。而从军事层面来讲，我们亦可将这 138 年称作府兵时代。

府兵，扼要而言即军府之兵，乃是起源于西魏的一项兵役制度。其特性在于平素为百姓，战时成士兵；士兵不认识将领，将领不了解士兵。

具体来讲，府兵的平日管理由军府（唐时多称折冲府）把控，除耕耘外还需依军府之指引展开日常训练；至战时则由朝廷另行委派将领汇聚各地府兵出征，军府不得干预。如此便构成了管兵者无调兵作战之权，指挥作战者于战场之外连小兵亦无法驱使的训练与作战相互不交叉的两条脉络——诸如李靖、李勣、侯君集这般名将每次出征其麾下皆为陌生且不同之人，且仅听从皇帝之命令去征战指定之目标。假定某次李世民命侯君集去征伐高昌，然而老侯却对突厥人颇为不满，欲顺带有所行动，那会产生何种后果？倘若次日清晨侯君集起身之后发现其军营内空无一人、府兵皆已归家，那尚属人家给侯大将军留有情面。若不给予情面，在侯君集下达乱命之时刻，其部下便会一拥而上将其捆绑，脾气急躁者或许会当场斩下他的首级，且有功无罪。

故而即便武将存有野心、意欲谋反，也纯属痴妄之念，于府兵制中决然无法得逞。而府兵制之初始本意，本就是用以化解自汉末起始军队沦为将领个人私有财产、时常拥兵自重之问题，可有效规避地方割据。并且有益于农业生产，减缓朝廷财政压力，亦拓展了兵源。

于唐初府兵最为兴盛之际至今可考的折冲府达 633 个，其总兵力近乎 70 万（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定编 1200 至 1500 人，中府 1000 人，下府 800 人），其中关内道设有 289 府，倘若将河东道、陇右道包含在内的大关中区域合算，则达 488 府——此表明全国近乎 80%的兵力皆汇聚于关中。

不但具数量，质量亦优，乃至可言盛唐时期的所有对外战事大体上皆由关中府兵来进行。

为何？鉴于府兵制极为重要的一个特性为半农半兵，故而府兵的征调须依循农时，通常不可长久在外，且需极力规避远征作战。因而在偌大的南方区域仅有寥寥不足五十个军府，只因大唐主要的敌人皆处于西北方，倘若征调南方的府兵投入战斗，恐怕还未等行至战区轮换期限便已来临，还能打什么仗？

故而唐军出战，于关中地区就近征发府兵，效率颇高且风险颇低。因唐朝与汉朝同样奉行以天下充实关中之策，长安周遭乃全国最为富庶之地。而若要成为府兵，家境殷实乃是最为基本之先决条件，缘何如此？府兵除却享有国家授田与免税之策外，并无军饷可领。非但如此，府兵出征还需自行出资购置粮食、武器以及“随身七事”，即衣物、被褥、资费、物品、弓箭、鞍辔与器仗。

故而若我们有幸得以穿越至盛唐以窥探唐军对外征战之景况，便会察觉除朝廷统一配给的战马、甲胄以及重兵器（诸如槊、矛之类）外，府兵们的服饰与装备可谓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富足者能全副武装，匮乏者或许除必备的横刀与弓箭外别无他物，有个性者如陇右之崔器于脖颈上架着一对锤子，上司亦懒得去管束你。

没错，于大唐府兵之中出现贫寒之人的几率甚低。毕竟府兵并非人人皆可担任，每隔特定时段皆会实施裁汰拣选，且考核的首要标准便是家产：

拣点之规，于财等同者择强，力等同者取富，财力皆同则先取丁多者，故而注言“不公，即舍富择贫，舍强择弱，舍多丁而取少丁”。（《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第二百二十七条目》）

故而能够成为府兵之人，起码需具备小康家境，如此方可称为“良家子”。若贫寒之人混入其中，即所谓的“不平”，则需承担法律责任——“（不平）一人杖责七十，三人则加重一等，罪责上限为徒刑三年”（出处同上）。

实则此亦不足为奇。除却无可奈何的秦国外，于战国以前作战实乃贵族之事（农民兵承担劳作与充当拉拉队之责），两汉极力向相对富足的关中农民榨取，自魏晋起始的世兵制乃至盛唐之军队皆自彼时的“中产阶级”内抽调士卒。缘何？盖因有恒产者有恒心也。军队最为关键者在于忠诚与服从，令这些有产业且拖家带口之人充军，皇帝最为安心。

而主要由关中地域的富庶农民构成的大唐府兵，从未使李唐皇帝落空期望。自南北朝起跋扈了逾百年的塞外之主突厥，遭李靖一举平定；企图填补突厥遗留空缺的薛延陀人，又被李勣一举歼灭；曾将隋朝生生拖垮的高句丽，在李世民与李治父子的接连重击下化为灰烬；余下的吐谷浑、南诏、契丹、靺鞨、党项、西域等部族更是望风而降；在冷兵器时期除了满人谁都难以用武力征服的吐蕃，也被困于那片高原难以前进半步。最终，仅有万里开外的大食人勉强阻拦了唐军西进的步伐。

于大唐府兵之横刀震慑之下，胡人自四方八面涌至长安竞相朝拜“天可汗”——如此盛景，于中国历史之中唯盛唐可睹。

【05】

在唐玄宗开元时期，鉴于均田制的解体，府兵制也随之坍塌，进而被募兵制所取代。府兵制的消亡，不单单表明唐军的兵员组成从富裕的良家子弟转变成了品行欠佳的“不良人”，也意味着能够耐受艰苦作战的关中人逐步从唐军的序列中淡出。

为何？鉴于募兵需军饷，且所有饮食起居皆要朝廷供给，大唐窘迫之财政着实难以承受。另外，募兵制致使坚固的营盘中不再是流动之兵，兵随将动、武将拥兵自重已成必然之趋势，如此一来皇帝怎能安睡？

李隆基处理问题之法颇为直接，即将军队一概驱至北方边境，由地方财政予以供养。即便这些人意欲谋反，也需长途跋涉杀回长安，起码不至于猝不及防。

故而唐军的主力遂由安守本分的关中男子，转变成了以朔方、河北那处的汉化胡族或胡化汉族居多。且朔方、河北向来是出名的贫困之地，生计艰难定然是未得到皇帝多少恩泽，只要心怀叵测的军将们承诺些许益处，他们缘何不随之反叛？

继而安史之乱降临，盛唐就此沦为衰唐。

北宋往后，以关中之人为主体的西军构成了秦兵最终的璀璨，亦是可为孱弱的宋军略作遮羞的最后一道屏障。且伴随南宋初期富平之战中西军的覆灭，亦携去了秦兵历经近 1500 年浴血拼杀的最后一丝余光。

并非秦兵已尽，实乃关中衰败了。

自中唐起，全国经济重心便开始向东、向南转移。至两宋后，天下大半财富尽集于江南。然而，江南向来远离战争，当地之人对离乡数千里至塞外与野人作战毫无兴致，甚至在可拖后腿时向来不遗余力，又怎能期望江南可出精锐之兵？且自从唐末关中遭严重破坏后，便再也未能恢复往昔，亦再无朝代选择在这日益贫困的土地上建都。故而这块曾是六郡良家子与盛唐府兵纵横驰骋之地，其后所出最为知名的人才，便仅剩下李自成与张献忠了。

富贵之家若不欲再战，那便只能是越贫者越蛮横了。

事实上，当秦兵，即关中男子丧失再战之力后，于中国这片地域中，最为善战的便仅剩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以及满洲人了，契丹人则稍逊一筹——尽管所提及的皆为所谓的胡人，然而最终不也都融入华夏一族了么。

而这帮人最为显著的特性，除却难以驯服的野性，便是极度的穷困潦倒，于汉地夺得一口铁锅便能兴奋得数日无法入眠。

即便中原王朝意欲遴选出些许像样的精锐之兵，亦需前往僻远之地寻觅。诸如明朝时期声名卓著的狼兵，便是现今的广西壮族民众。

即便于本族内寻觅，路数亦是相同的。在戚继光所组建的戚家军里，最为善战的乃是从义乌招募而来的农民与矿工。需知晓彼时的义乌并非世界小商品之都，而是江浙区域最为知名的穷困之地。

鉴于野性难抑，故而战斗力颇高；又鉴于极度贫困，所以悍然无畏死亡——在饥寒交迫之际，活着或许比死去更为痛苦，倒不如早日被斩杀也可算得解脱。

直面如此凶悍之对手，那些生活较为富足且既不愿征战、亦不想遭击毙的宋军与明军，又怎能够获取胜利？

故而方有女真人势如破竹般使北宋一败涂地，方有蒙古人与满洲人两次定鼎中原。

然而这般凭借野性与穷苦所维系的战斗力定然难以持久，一旦涉足于繁华世界便会飞速般沉沦。故而女真人于靖康之变后基本上已不善战了，蒙古人在灭宋后更是未曾打出过一场像样的战斗，满洲人在康雍乾的鼎盛时期最为擅长的已然变为架笼遛鸟之事。

故而女真人“满万不可敌”这一神话仅存续二十余年便沦为笑柄，蒙古人仅于十三世纪方可在欧亚大陆纵横驰骋仿若无人之境，而满洲人尽管相对稳固一些，却也仅历经不足一百五十年就使八旗子弟由一个荣耀之称演变为废物的代称。

即便仅考量秦、汉、唐这三朝的昌盛时期，秦兵亦至少雄武了四百余年。倘若将所有与之稍有关联的时段统统囊括，那么秦兵的荣耀至少延续了近乎一千五百年。

故而真正善战且能经得住岁月检验的，当属关中男子。